“缓冲区”与国际竞争：地理分隔能否阻止国家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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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章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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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99/2/645/7039534

“缓冲区”与国际竞争：

地理分隔能否阻止国家对抗

作者：波阿斯·阿兹里（Boaz Atzili）

敏贞金（Min Jung Kim）

译者：邱劭文

法 意 导 言 ✦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要分支的地缘政治学迎来“回归”。随着地缘政治研究而来的，学者对于“缓冲区”（buffer zones）的兴趣得以重燃。在此背景下，波阿斯·阿兹里和敏贞金于2023年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期刊上发表《“缓冲区”与国际竞争：内部与外部的地理分隔机制》（Buffer zone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ternal and external geographic separation mechanisms）一文，对“缓冲区”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构。作者基于敌对两国的不同行为方式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区分了多种不同性质的缓冲区，并使用数个解释性案例说明了不同缓冲区产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在这样的意义上，本文为研究缓冲区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平与冲突中的作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图为《国际事务》期刊

图片来源：https://academic.oup.com/ia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一事件让许多评价家高唱“地缘政治的回归”。随着地缘政治的归来，学者们对于“缓冲区”的兴趣也来了。实际上，自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之后，有关乌克兰或该国的某些部分是否能够成为或是否应当成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一个有效缓冲区的问题引发热议。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当两国处于对抗状态时，缓冲区有助于维护和平与安全。然而，现如今，学者们对缓冲区的定义、功能以及其维护和平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为了清晰地理解缓冲区在缓解冲突方面的作用，我们必须要确定地知道什么是缓冲区，以及它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对国家间的安全问题产生影响。在对已有的有关缓冲区的文献进行简要回顾之后，本文通过四个步骤来完成这一工作。首先，我们讨论了缓冲区的适用范围，认为缓解冲突的缓冲逻辑只能在涉及两个敌对国家的二元环境中起作用，而通过一个国家单方面施加的缓冲不起作用。我们还主张把传统意义上的“缓冲国家”（buffer states）和我们所说的“内部缓冲区”（internal buffer zones）都包括在缓冲区这一概念的范围内。内部缓冲区是位于竞争国家内部的地理边界，毗邻两个竞争对手的国界。其次，我们区分了有效（active）缓冲区和名义（nominal）缓冲区，并探讨了有效缓冲区缓解敌对国家之间冲突的机制。第三，我们基于敌对国家在缓冲区内二元接触的形式构建了一个缓冲区的类型学划分。除了名义缓冲区之外，我们还介绍了三种形式的有效缓冲区：忽视区（neglect）、争议区（contestation）和管理区（management）。接下来我们用一些简短的解释性案例来阐明不同的国家交往模式如何产生这三种类型的有效缓冲区。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猜想，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本文旨在对缓冲区的概念化和理解做出贡献，并为缓冲区在国家间关系、冲突与和平中的作用进行更连贯和系统的研究设定方向。

图为缓冲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ffer_zone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缓冲区

无论在地理意义上还是在学科意义上，缓冲区都是一个灰色地带。在学科意义上，它横跨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学。尽管大量文献与缓冲区议题有关，但直接讨论这些话题的文献并不多。

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有关两国边境线附近的领土的和平与冲突问题的讨论是广泛的。大批文献关注边境安全与政治动态，例如冲突的外溢效应、外部干涉以及国家建构问题。然而，这些著作大多没有强调国际体系中边缘领土的动态，也没有强调国际竞争背景下边境地区的动态，而这些对于理解缓冲区的动态至关重要。批判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探索边境地区的动态时，很少考虑边境地区和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缓冲区思想的核心。

一小部分文献直接关注缓冲区。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冲区现象的起源与结果。然而，在缓冲区定义和范畴上的分歧使得已有文献的结论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首先，已有文献对于组成一个缓冲区的概念元素包含什么存在分歧。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定义缓冲区（详见图1）。这些定义严格来说都没有错，但是缺少共识使得操作化变得困难。我们试图通过区分有效缓冲区与名义缓冲区来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大部分学者往往倾向于关注缓冲国家而忽略关注国家内部的缓冲区。然而，如前所述，把缓冲国家和内部缓冲区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是很有必要的。第三，对于缓冲区是否仅适用于涉及二元对抗的情况，还是也可以由一个国家单方面施加以减轻外部安全威胁，学者们存在分歧。在下一部分我们会看到，缓冲区的动态不可被化归为一个行为者的行动，而必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标准和定义并非出于原则上的分歧。相反，它们源于对弱国和边境国家在国家竞争背景下的地缘政治位置、它们的外交政策立场和缓冲国的功能的混淆和合并。澄清这些差异和定义中隐含的假设将使我们能够增进对缓冲区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理解。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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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定义、功能和范畴

在这一部分，我们为理解缓冲区在国际安全动态中的地位提供了几个关键的定义。我们扩展了有关缓冲区定义的内涵和逻辑。我们的概念框架区分了有效缓冲区与名义缓冲区，而且包括了缓冲国与内部缓冲区。在此对几个关键概念做出界定。

缓冲区：指位于两个共享国境线的强国之间的一片领土（一个弱国或者边境领土）。我们认为应当区分“地理上”与“功能上”的缓冲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可能不足以缓冲两国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地理上的缓冲地带都可以真正行使缓冲区的职能。为了进行区别，我们区分了有效缓冲区与名义缓冲区。

有效缓冲区：指地理上位于两个共享国境线的强国之间、且起到了缓和两国冲突的作用的领土。名义缓冲区：指地理上位于两个共享国境线的强国之间、但没有起到缓和两国冲突的作用的领土。名义缓冲区更可能在敌对国之一主导缓冲区并对其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的情况下存在。

缓冲国家：指相对较弱的国家，在地理上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强大的相邻敌对国家接壤。内部缓冲区：指在两国内部、地理上靠近边界的土地。无论是缓冲国家还是内部缓冲区，它们既可以是名义缓冲区，也可以是有效缓冲区。

有效缓冲区缓解冲突的理论机制

学界日前正在形成的经验共识是，敌对国家比其他两极化国家更有可能卷入武装冲突。特别是，有争议的领土或边界在国家间对抗和对手之间冲突的起源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些敌对双方可以通过领土冲突管理来实现“领土边界和平”。然而，很少有人关注敌对国家如何在战略上利用弱国或其属地作为冲突管理的机制。

理论上，缓冲区可以通过至少四种机制缓和冲突。首先，稳健的经验证据表明，相邻的国家更可能发生冲突。通过在两个国家之间创造缓冲区，可以减少两国接壤的程度，从而减少冲突。其次，由缓冲区创造出来的地理距离影响了两国间的攻守平衡，而这有利于防御者。如果攻击者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够到达防御者的领地，那么其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势必要被交通和补给的花费所消耗。其三，研究表明，非战争的军事化的国家间纠纷（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更容易发生在邻国之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两国的边境巡逻队相距更近，可能会因当地指挥官的错误或未经授权的行动而导致军事对抗。而缓冲区能够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从而减少冲突。最后，缓冲区可以承载“压力阀”（pressure valve）的职能，使敌对两国能够在没有立即爆发战争的情况下释放压力。在这种情形下，缓冲区的存在并不会使国际竞争消失，但它会使竞争的利害关系对敌对国家的重大利益而言不那么重要，因此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冲突。

缓冲区的冲突缓解功能取决于两个竞争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缓冲区既不是均匀的也不是静态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邻国家的权力政治。换句话说，缓冲区是由敌对两国来定义的。

图为1816-2001年间军事化的国家间纠纷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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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权、变革与缓冲区

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以及关于国家边界认知的变化，缓冲区通常被认为是旧时的遗产，但这可能只是一种迷思。这些变化的确使得缓冲区发挥作用的机制发生了变化，但它们从未使得缓冲区成为过去。

有人可能会说，随着弹道导弹、精确制导弹药和空中力量等新的军事技术更广泛地使国家主权变得模糊，缓冲区在现代已变得不重要。早在20世纪50年代，约翰·赫茨（John Herz）就指出，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无法有效供给安全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正在走向衰朽。不过，尽管这些技术的确改变了现代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赢得战争就不需要攻占领土。也正因为此，军事技术并无法替代地面力量。如果没有有效的地面控制，“斩首行动”（Decapitation）或类似的定点导弹打击的效果是及其有限的，就如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朗所经历的那样。以色列于2006年针对黎巴嫩基础设施采取的行动和俄罗斯试图以更大的规模针对乌克兰基础设施采取的行动，也无法在没有征服领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而要征服领土就必须要跨越缓冲区（如果缓冲区存在的话）。对于国家边界的规范性认知的变迁的影响则是更为复杂的，缓冲区的本质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三个独特但是互相关联的进程——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国家模式、对于严格边境线的青睐以及“领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规范的兴起——改变了我们对于领土以及缓冲区的看法。然而，已有文献往往把这三个过程混为一谈。首先，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被普遍认为是基于领土主权的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渊源。然而，学者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和约关注的是领土而非对国家边界的描摹。

其次，今天我们通常认为主权国家之间有着严格的边境线。然而在历史上，领土原则并不是某种规范，尤其对那些偏远且人迹罕至的区域而言更是如此。政治实体之间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缓冲带，它仅仅是国家势力范围的前线（例如奥斯曼帝国和汉朝的边界）。即使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欧洲国家的边界也仍是模糊的。正如乔丹·布兰奇（Jordan Branch）所发现的那样，严格的边境线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最先由欧洲国家自身采用，而是始于欧洲殖民者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互动。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国家才普遍采取了严格的边境线。即便如此，还是直到19世纪晚期现代测绘与划分技术蓬勃发展的时候，欧洲人才首先把线性的边界概念应用于殖民地的边境划分。

其三，就算边界在地图中或现实中是明晰的，但这也不意味着边界永远不变动。在20世纪，领土完整原则要求如下的实践：国家的正式边境线不应当被武力所改变。“领土完整”这一概念常常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混用，但前者其实更多是指边界而非主权。国家的正式边界不应当被武力所改变的认知并非源自欧洲。它最先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拉丁美洲，以“占有原则”（uti possidetis juris）的形式呈现，随后被中东和非洲的其它国家所采用。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它才被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接受。综上所述，虽然领土主权从17世纪晚期开始在欧洲逐渐被采纳为系统层面的规则，但严格的边界直到19世纪晚期才成为普遍的观念。此外，领土完整原则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并不普遍。

有关主权、领土权和边界的观念的变迁会在两个层面影响缓冲区。首先，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所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的国家主权原则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充分落实。斯图尔特·埃尔登（Stuart Elden）认为，主权本身就是模糊的，它随着行为者和其行动变化。对于主权原则的有限实践在缓冲区问题上显得尤其明显，体现在两个强大的邻国往往可以通过对夹在它们当中的弱国施加压力与对方抗争。缓冲国的命运在二战前后的变化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二战之前，缓冲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容易亡国；但二战之后，缓冲国家生存的能力大大提升了。这意味着，战后的缓冲国家可能具有与过去不同的特征。类似地，关于领土权以及边界认知的改变可能对内部缓冲区的影响会更大。二战之后的大多数独立国家都拥抱严格的边境线原则，认为国家权威应该能够延伸到国界线以内的任何地方。即便有些国家对边境线的具体位置存在争议，但它们大多也认为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实际上，内部缓冲区在许多方面都陷入一种历史不匹配的境地：它们是前现代领土的边界区域，但却被迫进入正式的现代领土秩序之中。它们是顽固存在的“边境地区”，是国家权力和权威的灰色地带，与划分领土与人民的清晰而固定的现代形象不相容。

其次，国家可能会战略性地使用边境地区来对抗外部的安全压力。出于国际安全考虑，一些内部缓冲区可能较少被国家渗透。已有的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文献倾向于把这些既处在国境线内但又看似“无人管理”的领土看作是国家能力不足的表现，认为这会导致严重的不稳定乃至对国际体系产生威胁。这一观点认为，有些实力孱弱的国家缺乏垄断这些领土内部暴力的激励和能力。

相反，我们认为，一些边境地区普遍缺乏治理和领土控制的情况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国家间的竞争相互作用。有关国家建构的文献的主流观点认为，外部威胁为领土巩固提供了强大的动机。然而，当应用缓冲区的逻辑时，我们可以考虑几种不同的解释。首先，一些国家可能有意在其边境地区制造碎片化但不易渗透的领土，以威慑外部敌对势力。换句话说，国家可能会出于内部安全考虑而选择不控制边境沿线的某些领土：冷战期间泰国对其与缅甸相邻的西部边境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其次，内部缓冲区可能是竞争国家争夺影响力的竞技场。在此，主权问题不是两国主要考虑的因素。此外，由于与邻近对手或明或暗的领土安排（例如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国家可能会在划定的边界内有意地限制自己的权威。

图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场景

图片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9587064920721997&wfr=spider&for=pc

概念化缓冲区：一个类型学划分

在这一部分，本文提供了一个类型学划分来概念化缓冲区并解释其动态。我们的二元模型有一个基本预设：有效缓冲区的出现源自于两国互动的方式和程度。我们区分了在缓冲区内国家间互动的三种类型：竞争性接触（competitive engagement）、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和不接触（disengagement），它们可以用国家对缓冲区的军事、政治与经济干预程度（或投入水平）来衡量。在竞争性接触的情况下，对抗中的两国都对缓冲区进行大量投入以获得更强的影响力。在建设性接触的情况下，国家间形成了正式的或战略性的“游戏规则”。建设性接触只有在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能够使得缓冲区发挥作用，单边的行动只能持续很短时间。在不接触的情况下，两国都没有试图为了在缓冲区获得影响力而投入很多的资源。

图2呈现了两国不同关系的组合是如何孕育出名义缓冲区与三类有效缓冲区的。有效缓冲区更有助于两国缓解冲突，但不同类型的有效缓冲区起作用的方式不同。这一类型学划分承认了缓冲区的异质性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通过这一框架可以探究两国之间不同的互动方式是如何塑造出性质完全不同的缓冲区类型的。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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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用一些简短的案例来阐述不同类型的缓冲区。首先是名义缓冲区（图2中的boxes2和boxes3）。当一个国家相比起另一个国家对缓冲区域有着明显更多的影响力的时候，名义缓冲区就无法成为有效缓冲区。在这种情况下，缓冲区会更加依赖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在政治上与其形成同盟。于是，它将作为主导国利益的延伸而不能起到缓冲作用。例如，白俄罗斯就是一个位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名义缓冲区。尽管它与两国都接壤，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白俄罗斯就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与俄罗斯联系紧密，从而使得它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缓冲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甚至使得俄乌关系更加不稳定。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时候，根据北约的报道，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约有30000名驻军，这为其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

有效缓冲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争议区。两个采取竞争性接触策略的国家会让缓冲区成为争议区。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缓冲区并非是刻意建构的结果，而仅仅是两国竞争的均衡产物。这类有效缓冲区的产生源于两国对缓冲地带的控制力基本一致，这使得军事行动更加困难且更容易被对手察觉。尽管两国可能围绕缓冲区展开一系列激烈的对抗，但这种对抗的代价却是相对较小的：在缓冲区的失败不会直接影响国家内部的领土安全或重大利益。这一类型的缓冲区的例子有位于泰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和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乌拉圭。

位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黎巴嫩是这一类型的有效缓冲区的典型案例。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侧，叙利亚位于地中海东北侧，以色列位于地中海南侧。直到2013年叙利亚内战前，叙利亚和以色列有着相对黎巴嫩绝对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叙利亚和以色列就处于敌对状态，它们在1948年、1967年和1973年进行了三次战争。它们在边境线上发生了多起军事冲突，且都把黎巴嫩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以色列建国前二十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对抗并未染指黎巴嫩。它们更多地在以色列胡拉山谷（Hula valley）和叙利亚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等两国共享的边界上进行小规模械斗。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1960年的战争让叙利亚明白，以色列是个可怕的对手，对其发起直接的进攻是很冒险的，而且可能以失败而告终。1973年的战争让叙利亚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但同时也让以色列尝到了与叙利亚直接对抗所需要付出的惨痛代价。其次，对以色列来说，随着巴勒斯坦难民营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军事化，黎巴嫩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来源，并开始成为跨境袭击和恐怖分子渗透的集结地。当巴勒斯坦的主要武装力量法塔赫（Fatah）失去了在约旦的基地并将总部迁至黎巴嫩时，黎巴嫩对以色列的威胁进一步升级。其三，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在20世纪70年代末强化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对威胁的感知。

以叙对抗通过各种渠道在黎巴嫩体现出来。首先，这两个国家都在黎巴嫩扶持和支持代理人。以色列资助了民兵组织南黎巴嫩军（South Lebanon Army, SLA），还秘密扶持马龙派（Maronite）民兵组织。叙利亚则长期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反对以色列的活动。正如丹·拜曼（Dan Byman）所言：“到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时，叙利亚一直在与黎巴嫩的每一个派系合作，以确保自己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掮客（powerbroker）。”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利亚一直是什叶派主导的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的主要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持者。

其次，叙利亚和以色列都通过军事手段更加有力并直接地干预黎巴嫩。1978年，以色列迅速入侵黎巴嫩边境地区，以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越境攻击以色列的能力。1982年，它再次入侵黎巴嫩，其部队一直渗透到贝鲁特郊区（Beirut）。以色列随后撤军，但在国界以北几公里处建立了一个持续到2000年的“安全区”。叙利亚在1976年以“阿拉伯威慑力量”（Arab deterrence force）的名义进行干预，并通过这种干预确保了对贝卡谷地（Beqaa valley）东部的直接军事控制。

其三，以色列和叙利亚都试图大力影响黎巴嫩政府。1982年，在以色列包围贝鲁特的情况下，亲以色列的民兵组织指挥官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当选为黎巴嫩总统，以色列短暂地左右了黎巴嫩政局。然而，这场胜利是短暂的，因为杰马耶勒在那之后不久就被暗杀了。叙利亚在黎巴嫩取得持久影响力这一方面要成功得多。从1989年的《塔伊夫协议》（Ta’if Agreement）到2005年的叙利亚撤军，大马士革实际上获得了对黎巴嫩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否决权。鉴于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占领和叙利亚对黎巴嫩政治的控制，黎巴嫩当时仍是一个“争议区”。1982年，以色列和叙利亚军队实际上在黎巴嫩发生了直接冲突，以色列的入侵针对的是叙利亚防空炮台的并引发了有限的坦克战。

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这种竞争性接触使黎巴嫩在若干方面成为一个有效缓冲区。首先，尤其是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之前，黎巴嫩为较弱的叙利亚提供了缓冲区，使其免受以色列对其地形脆弱的西翼的突然袭击。其次，更为本质的是，黎巴嫩成为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激烈的军事和政治对抗的竞技场。然而，这两个对手都很谨慎，不让他们在黎巴嫩的对抗蔓延到中东以外的地区。事实上，尽管他们在这个弱小邻国的土地上经常发生冲突，但从1973年的上一场战争到2013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以叙边境的戈兰高地基本上是平静的。

争议区也包括内部缓冲区。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内部缓冲区。该地区位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自1991年以来一直是乌克兰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也一直是两个敌对国家争夺影响力的激烈竞争之地。虽然顿巴斯的绝大多数居民在1991年投票支持成为独立后的乌克兰的一部分，但多年的经济衰退和腐败使这个以讲俄语居民为主的地区成为俄罗斯试图与乌克兰抗衡的沃土。俄罗斯通过相互竞争的叙事和经济手段来创造一个替代乌克兰的政治领导力。与此同时，乌克兰试图巩固和加强对顿巴斯的控制以压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顿巴斯起到了缓冲区的作用，至少在2014年之前缓解了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俄罗斯在2014年通过当地代理人控制了该地区，然后于2022年直接拿下了顿巴斯，使该地区的冲突缓解功能变得毫无意义。从那时起，顿巴斯只是一个名义缓冲区了。

图为有效缓冲区中的“争议区”的典型例子黎巴嫩

图片来源：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99/2/645/7039534

第二种是忽视区。当缓冲区的均衡状态不是由双方的接触形成而是由双方的不接触形成时，缓冲区就成为了忽视区。忽视区仍然是一个有效缓冲区，因为缺乏基础设施和政府管理的区域不容易进行军队的调动和部署，同时也能够避免敌对两国在边境线上的直接接触。

第三种是管理区。当两个敌对国家在名义缓冲区内进行建设性接触，并正式或非正式地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时，作为一种有效缓冲区形式的“管理区”就形成了。“管理区”的例子包括：1953年停战协议后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以及冷战期间的奥地利。这些有效缓冲区是通过敌对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议建立的，同样的地理分隔也可以防止边境上的意外冲突。敌对国在缓冲区内接触的水平和类型可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双边协定决定。

埃及的西奈半岛从1979年开始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对抗中扮演了“管理区”的角色。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埃及和以色列一直是死对头。从1948年到1979年正式签订和平协议，两国打了五场战争，甚至在签订和平协议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还是在“冷和平”（cold peace）和“战略竞争”（strategic rivalry）之间波动。西奈半岛位于埃及境内，北临地中海，南临红海，西临苏伊士运河，东临以色列内盖夫（Negev）（以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由于其地形贫瘠、沙丘广布、人口稀少，半岛构成了敌对两国之间的天然缓冲区。1948年，该地区曾是埃及军队入侵以色列的必经之路，但由于漫长而具有挑战性的后勤线路，入侵没有成功。1956年，以色列短暂地占领了半岛，后来被美国逼退到其界线。1967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应埃及要求）撤出西奈半岛是导致战争和以色列重新占领西奈半岛的决定性因素。

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协议的核心是以色列同意撤回到其公认的国界，并承认埃及对西奈半岛的主权；作为交换，埃及承诺保持西奈半岛的非军事化。埃及承诺限制重型武器进入西奈半岛，并控制半岛上的军队总数。该协议至今仍然有效，它大大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尽管中东地区仍冲突不断，但没有进一步的战争。

1979年的和平协议在西奈半岛建立了一个有管理的有效缓冲区。非军事区最重要的缓冲作用是在双方的人口和军事中心之间创造一个地理真空。任何一方为战争进行的大规模动员都需要跨越广阔的空间（以及国际核查人员），这将防止任何一方的突然袭击，并让外交人员有更多时间找到避免冲突的解决方案。此外，沿着共同边界的地带仅在埃及一侧有一支民警部队，在以色列一侧有一支有限的军事部队，两军之间无法进行过于密切的互动。一支多国观察员部队（Multinational Force of Observers）被派到那里，以监督双方继续遵守协定的规定。尽管在数十年之中双方仍有意外的交锋，但这是罕见的且不太可能重演。

图为有效缓冲区中的“管理区”的典型例子西奈半岛

图片来源：https://military-history.fandom.com/wiki/Sinai_insurgency

结论

当代的缓冲国更不太可能遭遇灭国的情况，从而使得它们在面对强大的邻国时更加具有韧性。然而，缓冲区在缓和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是很微妙的。

本文在三个宏观维度上重构了缓冲区的概念。首先，我们区分了名义缓冲区与有效缓冲区。其次，我们明确指出了缓冲区既包含缓冲国家也包含内部缓冲区。最后，我们基于敌对国家的不同行为方式构建了一个类型学划分。除了名义缓冲区之外，我们还区分了三类有效缓冲区，并通过解释案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有效缓冲区发生作用的机制。

对缓冲区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理解的关键在哪里呢？一个理论框架本身并不能提供因果机制或政策建议，以后的研究必须重点关注这些问题。不过，本文也提供一些初步的猜想。首先，我们的类型学在国家和国内两个层面都区分了名义缓冲区和有效缓冲区。理解这其中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解释当下的国家冲突。例如，如果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旨在在自己和北约之间创建一个缓冲区，本文的框架则说明了单方面创立缓冲区的努力不太可能成功。获得乌克兰的领土只能够创造名义缓冲区，而无法真正起到缓解冲突的作用。其次，不同类型的缓冲区在不同层次上可能导致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的结果。例如，争议区可能为两个敌对国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环境；但是在争议区内部，反而可能增加冲突，因为敌对国可能会在缓冲国内部进行代理人战争或寻求政权更迭。忽视区也可能带来国家间的稳定，但会导致缓冲区内的居民安全状况恶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国家通常缺乏对忽视区的投资和发展。此外，非国家集团可以利用被敌对国忽视的领土进行暴力袭击。未来的研究应该实证地检验上述猜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这篇文章为研究缓冲区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平与冲突中的作用开辟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文章来源：

Boaz Atzili & Min Jung Kim, Buffer zone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ternal and external geographic separation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03

网络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99/2/645/7039534

 ·译者介绍 · 

邱劭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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